新中国翻译事业60年论坛

　　没有外国文学理论狂飙式出现在我们身边，中国文学■◆★、中国思想也不可能迅速摆脱政治与美学的多重转型■★，演化出目下无比繁杂的多元态势。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依然是缓慢的、渐进的，其市场经济体制并非一蹴而就◆★★■，但我们的文学理论的引入却首先让我们进入了全球化与后现代的狂欢。这一步法又远远大于其他步伐，我国学者■◆◆■、我国的翻译界关于后现代文学界文化思想的批评，如绝对的相对性与相对的绝对性观点的关注。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化事业乃至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

　　现在请原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黎难秋先生发言，发言题目是★◆◆★★◆：新中国科学翻译事业发展六十年◆◆◆◆■★。

　　1978年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外国六十年代以后发展的有关翻译理论的各种思想、各种流派进入了中国，而中国的外语教育也开始了新的思考★■◆■◆★。从传统的文学语言的两大组成部分慢慢地出现了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翻译问题的思考★◆■◆■■、翻译和社会各个方面紧密联系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慢慢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在外语教育当中，文学、语言学以及翻译研究成了三足鼎立的三个主要方面，而这一切■★■★◆，我觉得应该说是翻译研究人才培养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以及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对于翻译的内涵，以及翻译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在这个方面，我们翻译研究的队伍和翻译学科的建设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认为，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和社会对翻译人才不断增长的需要，构成了翻译学科发展重要的推动力，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以及悠久的翻译历史■■■，构成了翻译研究坚实的土壤。

　　周总理十分重视翻译的作用★★■★。他说■■：“翻译是桥梁★◆■◆★◆。◆★■■■”◆■◆■★“……没有翻译，重要的事◆■◆◆■，双方一起相对无言★◆★，动都不能动了。这项工作很值得◆◆■，传播思想。不能轻视这一行，当然也不能骄傲，要下苦功夫。◆■◆■■■”

　　在翻译重要文件的时候，他经常把翻译找来开座谈会，对这个稿子你们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我们老一辈的翻译家提出了很多很中肯的意见，他觉得很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翻译活动受到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解放仅仅一个月13天后，即于1949年11月13日，上海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在新中国率先成立，同时创办了《翻译月刊》；在这之后，天津、南京★★★■、北京的一些翻译工作者协会或者组织相继成立。

　　当然，这是另一种改革方式，具体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好象总是在否定生活。

　　各位前辈、各位同行，因为时间关系，我简要地向诸位汇报一下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六十年的情况。当然，这个题目很大，但是有一些相对可以形成共识的问题，我着重地说一说★■◆。

　　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常务理事陈众议先生做主题发言，他演讲的题目是■◆■★◆“回顾与反思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六十年”。

　　2. 翻译研究要关注现实的重大问题。翻译研究要走出象牙塔，翻译教学和研究界应该密切关注翻译活动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认识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使命■◆★，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大语境■★★◆，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翻译活动在其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丰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迅速★◆★◆，翻译活动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各类资料中选择翻译的对象？如何加强翻译规划？如何提高翻译质量？如何进行翻译管理？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有开阔的视野和探索的精神，去面对，去思考，去研究。

　　4. 翻译研究要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人类思想交流一个重要的纽带与桥梁，因此◆■◆■★■，翻译研究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翻译自身，而要立足于翻译，放眼于相关学科的发展。翻译学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此翻译学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必须不断地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同时力求对其他相关学科产生影响。这就要求翻译学研究者不断增强学科意识和理论意识■★■，把握研究的定位、研究的基本问题■■★◆◆，确定发展规划★■◆★，保持内在动力■★◆◆■■，鼓励形成本土的翻译流派或学派。

　　最后讲讲生源的问题，我只是讲硕士。有一些翻译教学的专家写文章，他说“招收硕士学生的时候，可以照顾到非文学◆■◆★、非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可以获得同等学力”。我个人认为★■◆，如果要培养科技翻译人才■★★★★，甚至于培养翻译人才，应该优先招收那些非文学和非语言专业的学士。国外有许多职业硕士，他都是招收非本专业的学士，比如说MBA，我85年到87年美国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研究生院进修两年，我了解到，美国的图书馆学硕士是不招收图书馆学学士的，美国基本上没有图书馆本科的◆■◆★◆，他就是招收各个学科的，当然也包括文学学科，各个学科的学士，学了两年以后，他能够在图书馆从事高层次的工作。什么是高层次工作呢■★★？图书馆采购、文献咨询、文献研究和计算机检索等等。

　　许钧教授的演讲回顾总结了我国翻译研究六十年来走过的路程■◆，并就如何加强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发展思路，感谢许钧教授的演讲。

　　另外是政策性强的问题，要了解外交业务，否则政策方面很难把握。所以，周总理想了许多办法，要翻译的注意政治敏感问题。

　　如果研究新中国科技翻译史，讲到科技翻译成果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还要关注一下这几个领域，一是各个科技情报所，有上百个科技情报所，他们的的确确翻译的是科学技术情报资料。二是前十几年，我们国家156项重点工程，那些为苏联专家做翻译的◆★■，除了完成了大量的口译工作以外，他们完成了科学和技术工程资料的翻译，字数完完全全可以跟几千种、上万种公开出版的科技书籍相比较。上百个科技情报所，有的科技情报所有一百多个翻译人员◆■★◆，有的情报所有几十个翻译人员，有上百个翻译人员的科技情报所每天都从事着编译，报道性的、文摘性的、简述性的、研究性的科技情报资料。

　　周总理对提高外交干部外语水平，多次做出批示，要求每天要有三个小时练基本功（听■★、说★◆■◆◆◆、写■◆、读、译），互相经常用外语对话，造成一个外文的环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外文干部看不到外文报刊★◆，也听不到外文广播，当时《》是“敌台”。在周总理的干预之下，外交部给外交部翻译处配备了半导体收音机■★◆★，以便收听等外文电台的广播■■★★★。他说★■◆■★◆：★◆◆■★■“要让外文干部看外文资料★◆■★★■。要读各种资料，尤其是懂得这个外语环境。现在很多外语不只限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你要搞语言■◆★★■■，就要懂它（有关地区）的历史、地理■◆★◆■。★◆◆■”（1970年11月20日）

　　新中国出版科技译著的出版社大概上百个，首先我要介绍的是科学出版社，也就是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其次还有各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出版社，还有各个工业部门的出版社，还有一些出版社■■■，我不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上百个出版社◆◆，他们出版的科技译著的成果是旧中国根本无法比拟的。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在这个当中，翻译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翻译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使命？我觉得这是我们翻译界应该引起思考的◆★。我们的翻译研究，我们的翻译学科的发展■■，我们翻译人才的培养，都要立足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翻译学科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教育事业密切相关。恢复高考制度和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外语院校外国语言文学硕士点开始培养少量的翻译方向硕士生，199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培养了第一名用翻译研究作学位论文的博士。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校对翻译师资的要求越来越多，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有关的二级学科★◆★◆，特别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开始翻译方向博士生的培养，探索翻译学博士的培养途径。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8年◆◆★★，我国内地培养出以翻译研究做学位论文的博士约260名★★★■■■，还有30多名中国内地学者在港澳台和国外高校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他们现已成为国内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骨干力量，并在国际翻译教学和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翻译事业前进中的每一步◆◆◆★，都是和新中国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阶段协同走过来的，而中国翻译工作者所做的每一分努力，都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在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紧密相关★★★◆★。我们回顾六十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中国的翻译研究和学科成长所走的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社会的发展是翻译研究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呼唤着■★■◆■、触动着翻译事业的发展；翻译事业的发展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土壤和内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翻译学科和翻译研究的成长■★◆★■◆，是因为有新中国的成立★★■■★，是因为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重要的成果★◆■◆■■。

　　从这里面说明，新形势下一些新的术语，包括中文的◆◆、英文的都很多，对现在的翻译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各个语种都加强了翻译的培训，从语言知识面◆■★◆◆■、心理因素★◆◆■、翻译技巧等等，都进行了全面培训■■，而且每年还要进行考核◆◆★。在这样一种传统和严格的机制下★■■◆■◆，我们得以保证各种紧急的任务、大的任务的翻译工作能够完成，比如说去年的奥运会◆★★★■★，现在各种国际会议等等■★◆◆。

　　新中国的科技翻译成果发展是非常巨大的，我先谈谈旧中国的30年，我写中国科学翻译史的时候，对民国时期的民国总书目进行了统计◆◆，37年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的科技译著一共只有2000多本，60年来，我们国家公开出版的科技译著大概有6万多本，一个是6万本◆◆★■◆，一个是2000多本◆■■★◆★，60年和37年★★■，我们讲年均，新中国每年出版870本◆★，而旧中国年均不到70本◆◆■。昨天我拿到《中国翻译年鉴（2007-2008）》，我看了一下，这3年出版的科技翻译著作就有5000多本，3年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37年，这是公开出版的■◆。

　　新中国的科技翻译事业发展得很快◆■★◆■◆，主要在六个方面★★◆◆：机构■◆◆★■、人才、成果、产业、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所以我很简单地从六个方面来谈■★■★。

　　改革开放为翻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改革开放之后，实现了中美建交，解决了香港问题，另外我们同外国的各方面的交往◆■★■★★，包括建交等等活动都开展了很多，建交谈判都是外交部翻译室承担的■◆■★■，建交公报也都是，各语种的翻译◆★★■，开始的时候俄文没有什么事◆■■，因为同苏联那时候没有什么关系■◆■，到现在，俄文室忙得不得了，他们分到了欧亚司去了■■◆，但是又要干业务，又要干翻译，对他们提高翻译水平是很困难的，到最后◆★★◆，还不得不另拉出来成立一个翻译组，专门研究翻译工作。从这里面可以看出，翻译要结合业务，但是让他又搞业务又搞翻译的话，往往都搞业务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新的词汇，这些新的词汇★◆★★，大家都知道◆◆◆，后来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怎么翻都是很费斟酌的。前不久，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一篇讲话里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后来这三个“不”字折腾了我们好几天■■■，想不出来好的。新华社着急，就先翻出来了。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翻法★■★◆◆■，就是因为中文的含义太多，你问谁，“不折腾◆■■■◆”三个字就可以写一篇文章，我们怎么翻译出来呢◆★■★？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各位同行们★◆，很高兴参加这次中国翻译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刚才唐国委为我们做了讲话，我很受鼓舞，我想在场的们也是同样的感觉——他对翻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以及他对我们的要求。

　　在外交部翻译室这种严格的培训和要求之下◆■★，翻译队伍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外交官。周总理也说，翻译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所以翻译到了一定的年龄■■◆，基本上都转成了外交干部，成为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官，其中的佼佼者成为外交部的领导◆■■■◆★。外交部的现领导当中，我看几乎有一半多是原来翻译室出去的，包括阿拉伯文、西班牙文等等，英文的就更不要说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翻译工作对提高一个人的素质是有很大帮助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才是真正的开始◆■★★■■，社会主义、苏联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的榜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无疑也是我国五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不二法门。除了迅速地从苏联引进了马恩列斯的文艺思想以外■★★★◆■，我国学者还适时地翻译介绍了一系列苏联学者编写或翻译的文艺理论著述，同时对少数西方文学做了介绍。对苏联主流的文学★■◆，我们是采取了拥抱姿态■◆，同时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

　　所以外交翻译的努力方向，就是结合和我部领导对外讲话的场合和听众的特点■■，要用外国人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进行翻译，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特点。过去没有要求，过去说你有中文都要给我出来一个英文，那是在极左路线的领导下出现的，现在允许你可以适当地灵活◆★◆，要让外国人能够听得懂。这是从翻译来说■★★■◆★，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必须懂得外国语言的含义，懂得外国的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引进或者合作的许多大的技术工程项目，我举两个例子■◆★◆，一是宝钢第一期工程，一是大亚湾核电站◆■■◆。前面翻译的资料三百吨，四亿多汉字，后面大亚湾是一百多吨，翻译的文字是2■★★◆.4亿-2.7亿的文字，就这两个工程，还是阶段性的，就有7亿字◆★★，这相当于多少本书呢★★◆■？关于科技翻译成果，我就谈到这儿◆■■◆★。我最后再强调一下，大家如果研究新中国科技翻译史的时候◆★，那些不公开出版的■◆◆■★★，比较难以统计的，我希望尽可能统计进去。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科技翻译理论的发展我就谈到这里，但是我还要讲一句，这三十年■◆■■，科技翻译理论的发展还是不如文学翻译理论发展得快，非常抱歉◆★■★，我得罪了科技翻译理论家。

　　过家鼎给总理当翻译时★◆，对赵朴初★◆■★◆“居士”二字感到不解。总理就解释说：“居士就是不出家的佛教士■◆★★★”■★★◆■■。周总理经常以具体例子告诫翻译扩大知识面。

　　建国以后前30年★■★，翻译研究基本附属于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缓慢。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到1978年间，在国内有关刊物发表的有关翻译思考和研究的文章约为400篇，国内出版的有关翻译的著述或教科书近90种。

　　外交翻译队伍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成长的■◆◆◆★■。我们谈及外交翻译60年的时候，总是深切缅怀周总理对我们的教诲。他日理万机◆■■，始终关心外交部翻译队伍的成长，外交部翻译队伍的成长是与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翻译室现在有一套严谨的工作程序，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确立的。早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有一个关于缅甸驻华大使任命的上呈文件，这上面把缅甸大使的名字翻成中文的时候，一页纸上面出现了两个翻法★★■：吴敏敦◆◆★、吴敏登◆■。周总理批示★■◆：姓名未统一译好，请注意■◆★★■！这几句话对当时外交部的翻译敲起了警钟，这说明如果我们对外文件中人的名字翻得不一样，看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所以，对外文件是代表国家的，必须是高水平的。外交翻译不能各自为政，是我翻的这篇★★◆■，我想怎么翻就翻，所以一些专有名词★■◆，固定的提法必须统一◆★■★，要立规矩★■◆■◆★，不立规矩就不成方圆★◆★。后来由新华社负责编了人名、地名词典，我们是把它当成《圣经》的■■★，外交部翻什么东西，都要拿新华社这小小的一本人名词典和地名词典，有英文的有法文的◆■★★◆◆，非常有用■★◆，这样不管人员变化多大★★◆◆◆，我们翻出的人名始终是统一的★■★。

　　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翻译学科和外国文学学科依然任重道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结和反思我们60年的模式不仅有助于了解自身的问题■■，构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外国文学学派、外国文学的翻译学派，对于共同推进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将大有裨益。

　　感谢陈众议所长的发言◆■★★★◆。陈先生的发言回顾总结了我国六十年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概貌，也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翻译工作在促进文化繁荣和社会思想进步过程中的先导作用。

　　新中国科技机构发展的第三部分，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就是五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国防科工委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各个省市◆■、各个部门、各个科研院所■◆◆★◆◆，以及各个重点的理工科大学，都成立了科技情报翻译室或者翻译所。其他的科技翻译机构很多，有大中型企业的，还有科技译刊的，还有外事办公室的，科技翻译机构的发展是很快的■◆。

　　中国六十年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一★★■◆◆，前17年基本沿袭了苏联模式；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后三十年基本改用了西方模式■★，从而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0月1日就向全世界发表了公告，因为新政府的成立，需要寻求各国的承认★★。公告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就把我们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定了下来■■。

　　现在著作有三千多部■◆◆，比较大的■◆★■■★，有一个所谓翻译网◆■，号称拥有八千多专业和兼职的翻译人员。3000多个翻译团队，我觉得，翻译产业的产品■■★■★◆，文学翻译产品是很少的■★，纯粹的自然科学翻译产品也是很少的。但是■◆■★★■，技术工程的翻译产品很多，如果算算实用型的★★，实际上我愿意拿它主要归纳为社会科学型，这是很大一块★★。商业■★、贸易、金融、医学，医学是属于自然科学◆■◆★■★，旅游、广告、新闻等等，如果算成这一块，就比较大。

　　再谈谈翻译专业的教师和教材，得罪大家了，我讲的是培养科技翻译人才、教师和教材。我看了一些翻译教学研究的文章■◆■，不少作者还是承认★■◆◆■，现在翻译专业的教师多是出身于外国文学■◆◆■★◆、比较文学，我希望★■◆★■★，如果培养科技翻译人才的教师◆■■◆，哪怕请优秀的科技翻译家充当客座教师，他们可以上三类课程，第一类就是给翻译专业的学生充实某个学科的专业知识■■■，第二是教授科技翻译的技巧和方法★■，第三是教授科技翻译理论。

　　外交部建立之后，马上就面临建交谈判◆★★、制订涉外法规、与友好国家的交流，以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禁运进行斗争的形势，这都需要一个多语种的口■■、笔译队伍。最初是在办公厅秘书处下设立编译科，科长是办公厅秘书处的一个副科长兼任的。这位女★★★◆■，你们都看过《潜伏》，她也是在里的地下党员，她在外交部驻苏联的大使馆里面潜伏了长达13年的时间◆★◆★★■，所以对苏联的一些外交方面比如外交礼仪的程序、外交文书等等就比较熟悉。我们当时成立新政府的时候★★，都是从延安过来的，好多对外交不太懂，关于具体的外交礼仪等等方面，文书怎么弄，都不是很清楚，有了她◆★，就传授了很多的知识■★■★。所以她经常开班，给大家介绍，由她来负责翻译工作。后来她调到新华社去了，后来又在我们驻苏使馆工作过◆★★。定稿人员是由部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当时主要是俄语和英语两种■★★★，定稿人不在编译科上班，有事的时候来定稿■◆◆■◆■，没有事的时候就做外交工作。

　　然而，无论如何，在认知和价值的天平上◆■■★◆■，相对的真理、相对的真假和美丑善恶还是存在的，况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敞开胸怀、来者不拒是极其有害的■◆★◆。目前我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正处在纷杂无序的状态，且不说◆◆“二维”方针★◆■■、“二维■◆”方向，我们甚至放弃了一些基本的原则，以至于不是市场说了算就是老外说了算。无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界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论，但矫枉过正。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的关系，这些意识形态淡化之后■◆，我认为现在是文化的一元化，于是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以至于抽象的人性淹没社会性的势头不可挡◆◆◆★，以至于文学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从大我到小我，从模仿到虚拟，到代言到终生喧哗，真实给虚无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屈服。中国现在的类型文学非常活跃◆★■◆★■，那种所谓的奇幻文学、鬼魅文学等等充斥着市场★◆■■★■，而且年轻人津津乐道■★。非常虔诚的信众，网上铺天盖地◆◆★◆，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让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荧屏。然而，真正的经典终究是难以消解的，也不因一时一地的宠辱而转移。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再生的本领。

　　有一次他见一位非洲国家总统前，问翻译：“看文件了吗？”翻译回答说没有★★■★◆。周总理问：“为什么不看◆◆？◆◆■”翻译说◆★：◆◆◆■■◆“处里没有这样的文件■■◆★◆★。”总理生气了，当场狠狠地批评了陪见的主管部领导■★◆★■：◆★■★“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译?……翻译要看文电，不仅是参加口译的翻译要看， 不参加口译的翻译也要看■■，此事我已经讲过多次了。”（1971年6月4日）第二天，办公厅就签发给翻译处各种来往文电和简报。

　　中国的翻译研究，解放以后，1949年到1978年，文革十年在这个期间基本上是中断的，没有什么研究。在这期间，我们主要有两类的翻译研究工作者■■■★■★，一个是获邀在中国外交战线的翻译实务工作者◆★◆，刚才施燕华大使已经做了介绍，一个是活跃在中国文学战线的文学翻译家们★■★★，他们的重要作用，对翻译遇到的问题★◆■，特别是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对翻译的教学和人才的培养，他们都做了思考。经过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有400多篇研究翻译的论文发表，而这个时期的翻译研究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针对实践，发现问题、发现障碍★◆★◆◆，在理论上加以总结■◆◆，这样的研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络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中国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中国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中国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中国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p>

　　从现在看来，近六十年来，我刚才已经说过，前三十年，翻译研究的特点主要是针对实践问题，是对实践问题的思考和提升■★■。但是近三十年来，也就是1978年以后◆■■★，许多人对翻译内涵的不断认识，翻译与历史、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翻译事业和翻译工作本身所具有的不断深化的内涵，翻译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广阔。在这个时期，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国际上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不断活跃的学术交流与翻译学科的研究形成了非常好的互动。我们中国翻译协会以及下属的各个协会，不断地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多方位的对外交流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些交流■◆★，也给翻译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随着近十年来，像去年召开的世界翻译大会■◆★◆◆◆，全面展示了中国翻译事业的大好局面，全面展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的交流★■■◆，也全面展示了中国翻译学者在各个领域所做的深刻的思考和有关的总结和理论探索。

　　1954年这批翻译和速记人员回国★★◆■◆◆，成为外交部翻译队伍的骨干★■。1955年◆★，外交部就有了专职的翻译部门，即办公厅一科（翻译科）■◆。

　　1950年7月1日，也就是庆祝中国成立的那个日子，中国第一本研究翻译的主要杂志《翻译通报》创刊，后来也经常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比如说◆■★◆◆■“五四”这样的时刻召开翻译的座谈会、研讨会。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短短一年多来，中国的翻译事业受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各级机构空前的重视。

　　讲到旧中国37年，科技翻译人才，大家熟悉的还主要是一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科学技术专家，他们是旧中国民国时期翻译科技著作的主力军，此外就很少了。

　　今年是举行盛典的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对外交翻译来说，外交部是同共和国同一天成立的，但从事实上来说◆★■，外交部的成立要比10月1日晚一点，因为那时候只是有牌子。到了11月8日的时候，周恩来当时是总理兼外长，他才召开常务会议，才把外交部的班子定下来★■■◆■。那时候★■，是九个司局级单位★★■◆◆◆，九个是很少的，里面还没有专职的翻译单位。所以■■★◆，当时的起步★◆，等于说外交翻译是从零开始的。

　　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出现了■◆◆“人文外交”这样的说法，这一点恰恰就出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腾飞的时刻，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个基础上来思考翻译人才的培养，就有了新的意义★◆■★■。鉴于这样的认识，我觉得，我们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应该关注如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旧中国★■★◆■★，民国时期■★◆◆★，科技翻译机构很单纯，就是一些出版科技翻译书籍的出版社。但是，新中国就不一样了★◆，大发展，除了出版科技书籍的出版社以外，还有学术团体，还有科技情报研究所，还有各个大工程、大企业的翻译部门，还有科技翻译期刊的编辑部，还有有关的外事办公室，这些机构都跟科技翻译是有关的★◆。我很简单地讲一讲跟科技翻译有关的学术团体。中国译协、中国科学院科技译协、上海科技译协◆■★★，还有各个省市的各种译协◆◆◆，都是学术团体组织。中国译协就不讲了，大家都很熟悉，没有中国译协的辛勤劳动，我们国家的翻译事业包括科技翻译事业是不可能欣欣向荣，得到大发展的。我想讲的跟中国科技翻译事业有关的，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科学院科技译协，还有上海科技译协。

　　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外交部的翻译队伍就这样迅速成长了起来★★◆★★◆。在期间，外交翻译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基本上把外交部的人都弄到干校去了，翻译室一个留两个，打一个背包★★◆★，就说要打仗了■■，一打仗，这两个人就跟着中央转移，里面一本字典★★◆，还有几章蜡纸，所以受到的冲击很大★◆★，基本上也没有培养什么翻译。在文字方面■◆■★★，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的外交也不管外交礼仪了。本来外交文件的格式一开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到后来都不行了，这些都是敌人，反对派★■★■■◆，统统取消了。这样从翻译来说，我们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在用词方面要忠实原文◆◆■★，所谓的忠实原文，就是怎么讲就怎么说，不管国际上的礼仪，也不管人家能不能接受。比如说“最最最强烈的抗议”，这是很多的，在英文里有一个“strongest★◆◆”就够了，造反派说不行，你这个还不够强，软骨头，所以翻成“strongest and strongest protest”，只用了两个★■■■★“最■★■■■”■★◆■★■。所以，这样的情况在的时候，从翻译思想到翻译队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就不详细讲了。

　　首先，我们请曾经在我们国家重大外交外事场合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承担外事翻译任务的外交部资深翻译家■★◆■、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施燕华女士作主题发言★■★。她演讲的题目是：外交翻译六十年。

　　同时，提出了一套工作程序，比如说译初稿的必须把最基础的工作做好，查核所有的人名、地名◆◆■◆◆■、国名、引语、政治术语的固定译法，都要有出处。周恩来总理还特别关心我们对日本人名的翻法◆★★■，日本人的名字出来，跟中文完全不是一回事，英文英译还能想出来，日本人名不行，都要死背，就让亚洲室的人编了一本日本重要人名的翻译★◆，其中包括很多日本长期以来的友好人士。另外■◆，译稿在出手以前必须要“三合一■◆”，即中文定稿、外文译稿■■、外文最终清样必须是一致的■◆★◆★◆。对要出手的东西，都要验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提法、所有的词汇都在里面■◆★，这是很严格的。

　　5■■. 翻译研究要关注翻译事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翻译的手段，职业化的翻译行业也改变了传统翻译教学的理念，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有关人类交流、文化对话的重大问题，也要关注翻译工具的革新和翻译过程的改进◆★■◆◆，关注借助新技术改进翻译工作★■■、提高翻译效率的手段。与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新兴的产业与行业、新的文化市场◆★★◆■、新的媒介手段★◆■★■■，都应该加以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密切关注翻译事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思考社会发展对翻译人才和翻译质量提出的新的要求，以采取积极应对的措施◆■。

　　后现代语境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学经典是我们当前被解构的对象，他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不如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丛书多少有“拨乱反正”的意思★■◆◆。但是经典是永恒的还是历史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将一直困扰着我们。如果说经典是永恒的■★◆，那么为什么有些曾经不是经典的经典成了我们经典■■★■，相反也是如此。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牛虻》等作品，如今就不那么尽人皆知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和网络文化的兴盛极大地消解了经典与通俗的界限，使得极端的主观主义、极端的个人主义★◆◆★、极端的虚无主义大行其道。于是，文化多元呈发散态势，殊不知多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也极大地消减着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核心的价值。

　　各位代表◆■★◆★、各位朋友，特别感谢这次会员代表大会给了我一个机会，代表中国高级院校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界就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的发展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也同时分享、反思有关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我们今后一个阶段的翻译学科的发展和翻译研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周总理对翻译人员扩大知识面也非常关心。我刚进外交部的时候★★■■■，就听到我们的老前辈冀朝铸给我们讲★◆◆★，他今天回来说■◆，“啊，今天总理考我拉美的地理，要从东到西顺序说出拉美国家的名字”★★■■■◆。冀朝铸还是很注意的，但说到巴拉圭还是什么的时候就卡住了，再上去就弄不清楚了。后来周总理说，“你不行啊★■■◆★，我跟你说”。他就站起来跟他对着说■■★★◆。大家非常感动，而且也深深知道知识面的重要性★★★◆■，你搞外交，起码对世界地理要熟悉■★★■，这个国家的位置在哪里都不清楚，怎么能当外交翻译呢★◆■◆◆■？大家都去找地图，都开始背，拉美国家的名字，欧洲■★◆■★◆、非洲■■、亚洲的国家，其实很多国家跟我们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我们都背了一通。

　　今天上午，前国务委员对于翻译的使命，王晨主任对翻译界的工作和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非常好的具有战略性的思考。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翻译研究，我们目前的翻译教学一定要认识到，在世界这样一个大的舞台上■◆■★■，我们中华民族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对外的开放、在对外的交流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来思考我们翻译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翻译一定要为维护文化多样性做贡献◆■★，翻译也必须对国家的战略发展作出回答■■◆，翻译也要为中国的软实力的外交做贡献。

　　60年来，特别是近30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能够不断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值得关注。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研究生教育对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的推动。近30年■◆◆，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中，有很大一部分设有翻译研究方向■★■■，在硕士和博士两个教育层次培养学生，展开研究★◆★■★★。数量众多的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和越来越多的博士研究生为翻译学科注入了活力■★◆★，为翻译研究不断开辟新的领域，他们越来越注重翻译研究的方法论，注重翻译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大大推进了翻译学科的发展。从近10年出版的纯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看★★★◆★，有很大一部分是翻译学方向的博士论文。这些著作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探索精神◆◆★■，视野开阔，方法得当，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其次★★◆◆，中国的翻译研究得到了各级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的科学研究资助体系中，翻译研究一直处于边缘。从1993年开始，国家社科基金开始有翻译研究立项，至2008年共立项63项。翻译研究项目主要涉及以下研究主题：翻译史及译介学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研究；翻译产品、翻译策略、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过程研究。除了国家社科研究基金外◆■■★★，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立项资助翻译研究项目，近年来★◆，资助立项的数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如2004年至2008年5年间，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中翻译研究项目共计立项46项，另外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招标项目数项。同时，国内各高等学校■★★◆■★、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项目中，翻译研究项目数量也不断增加。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人员申报的项目中，翻译及相关研究项目的比重也在逐年增加★★。

　　因为当时没有电脑★◆■◆★，文件的每次改动★■，都是用手在初稿上改外文■◆★★■◆，改动多时■■，外文稿会显得很乱★◆◆★◆，而且有时候中文稿也是很乱的，来不及，就不给你清样，上面有部领导改的，有周总理改的，勾来勾去，就很容易出错。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基本上根据这个原则来做的◆■★，我们现在是二核：要出手的英文必须跟中文的清样，如果来不及，都要一一校对◆★■★★■，不能漏一些。我们的工作很紧张，我刚到外交部，那时候有来访的外国元首■■■■◆，都是很隆重的■■■◆◆，要举行大会，当时时间很紧张，那边都要开会了■◆■，我们这边稿子又有改动，要印出来的。当时我们是要打蜡纸的，蜡纸的改动就是把涂改液涂完了之后打上去，还是要很精确的。就是因为太紧张，有这么两三句涂掉了之后没有打上去，到那边一看见◆■，周总理就生气■★，翻译处怎么搞的■★◆★？后来，从我们翻译处长到教育司长到主管的外交部副部长都书面写检讨，向周恩来总理进行自我批评。就是这么严格的一个工作程序，确保外交部的翻译能够高质量和高水平。

　　前两个方面是不言而喻的，第三个方面的显证之一是围绕人道主义的争鸣一定程度上为■■“以人为本”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初，我国开始大量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除三套丛书有关篇目以外，“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纷纷复刊和创刊。同年朱光潜先生从外国文艺切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文艺复兴至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开启了最初的争鸣。虽然最初的争鸣仅限于西方文学的人性问题，但很快发展到了人道主义异化论的大讨论◆◆。1983年，时任中宣部部长周扬在中央党校做了有关人道主义的长篇发言，引起了强烈反响■◆★★◆。也正是在那一年，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多达700余篇，这无疑是对文革草菅人命★◆■■■★、践踏人权的清算。两年以后讨论再度升温，并且加入了存在主义和现代主义多重因素。诸如此类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拉近与国际社会在人本◆■★★、人权等认识问题上的距离■★，并一定程度上为丰富这些认知和价值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借鉴。

　　成绩已属过去，我们更应放眼未来，愿我们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不断开拓进取◆★，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到1959年十年的总结与反思，除了总结了苏联★◆◆◆、东欧以及亚非拉文学作品的斗争精神相关的作品以外，其他的研究基本上是批判性的■■◆■◆、否定性的。首先是对西方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其次是过于强调文学的艺术形态属性。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外国文学的翻译家们和研究家们并没有完全被极左的思潮干预★◆★◆，其中的明证是对姚文元的批判，当时翻译界文学界是很了不起的，当时姚在《从红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这篇长篇论文当中，全盘否定了西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界、翻译界有关旗帜鲜明地进行了斗争。这些后来都受到了冲击。

　　各位代表，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中国的翻译事业与新中国一同成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翻译工作作为对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近中国■■◆★◆★，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做出了杰出贡献。今天◆◆■，在我们刚刚庆祝过新中国六十华诞，值此中国译协召开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之际★★◆★，我们在这里专门举行★★◆◆★■“新中国翻译事业六十年论坛”，特别邀请在我国外交外事★◆■■★、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翻译教育与科技翻译等领域的资深翻译家和学者作论坛主题发言◆■■◆★，以期从一个侧面回顾、展现和审视我国翻译界六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和发展历程。

　　周总理一直把翻译工作看作是“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1964年），所以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不仅要求翻译练政治思想、语言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在1964年成都使节会议上他就说： “翻译有最好的条件做宣传工作。他们同我们经常接近，我们的意见他们都知道。当然不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对外国人谈一些原则，那是很便当的。翻译不只是个传声机器■◆■◆■◆。你们是人，是党员★★，是革命干部★■，要有自觉性和能动性★◆★，这样就可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当然你们不能乱说。你们第一是要搞翻译工作，但第二还要搞对外工作★◆◆■■★。◆◆■”

　　再谈谈翻译硕士。一个是翻译职业，一个是教学和研究结合。翻译职业，培养中级翻译人才■★，届时出来，可以从事某一个学科。学术型的，可以从事翻译教学和翻译教学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科技情报所1975年成立★★■★★，翻译的科技情报资料字数是多少呢？7亿字★◆■◆■。大家想想，7亿字就相当于几千本科技翻译著作★★■■◆。不要忘记，前十几年，原苏联专家援助了我们156项工程★★，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到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退了，我获得的数据★★◆◆，在五年的时间里，苏联提供给我们的设计资料◆■、图纸资料、技术说明书资料■★★◆★、专项资料，每一种都是几千套◆■，如果按份数的话，也是几百份，单是这一项，翻译的文字也应该有几亿字，也应该相当于几千本科技说明书。

　　另外■◆■◆，现在世行的行长佐立克，那时候是美国贸易的代表■◆★■★■，他说中美两国是“stakehold”◆◆■★◆■，就是在一个股份公司里面我们大家都有股份的◆■◆★★，这是原意◆★★。这等于是中美关系怎么定位的问题。部里很着急，怎么翻译■★◆★，也是讨论了好长时间。首先，他这个意思对中国有没有不利的地方？另外，他到底是希望中美关系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后来翻成了★★◆“利益攸关者★◆■★”，就像现在说的你忠于我、我忠于你的情况，但是又不是有完全共同意志的利益。我们中美关系的定位，叫做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这从英文来说有点怪，但是中美两国都同意了，有的美国人问我■■，你这个“积极”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积极”是相对于消极来说的■■，两国之间有分歧是必然的★■，我们怎么消除这些分歧呢？就需要我们用积极的态度去谈判■★★◆◆，双边协商来解决。

　　翻译学在1978年之后经历了一个“什么叫翻译学”★◆★、“有没有翻译学★■◆”到“如何建立翻译学”的发展过程。大家有过疑惑◆■★◆★，而且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是，疑惑促进了深刻的思考、艰苦的探索◆◆，而激励了争论和争鸣★■★■，导向了积极的建设。在这样的疑惑、追求、探索、争鸣和建设当中，我们的翻译工作和翻译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的进步。除此之外◆◆◆◆★◆，我们也感觉到，在翻译学术和理论建设过程当中★★■◆◆，《中国翻译》、《外语教学研究》★★■★■、《外国语》、《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科技翻译》以及《上海科技翻译》，现在的《上海翻译》等一批充分体现了学术探索精神的期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湖北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越来越多的翻译机构对于翻译研究★■■、翻译学的建设以及支持翻译研究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几年来看，我们有以翻译实务为研究基础、以翻译实务指导为己任的翻译实务丛书，有促进翻译学科建设为追求◆★■◆■■，致力于翻译理论建设的中华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到追踪国外译学前沿，大力引进国外翻译文学的国外翻译文库◆◆★◆◆◆，再到充分体现中国新一代翻译学子、翻译学者研究成果的译学研究新论丛书，见证了出版人对于翻译事业的关心和热爱，对于翻译理论建设支持和促进。

　　中国译协定于2009年11月12日10：00，在中苑宾馆二楼中苑厅召开新中国翻译事业60年论坛◆★◆■◆。中国网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要同美国人谈。还是找外交部的，因为全国来说★★■★◆◆，翻译队伍就更是寥寥无几了★■■◆。外交部调去了朝鲜文■■◆◆、英文干部，一共十多位。他们的任务很重，要进行口头谈判和翻译，还要笔译■★★◆★，还要做速记，为什么呢？因为谈判过程当中，美方有些话★◆◆，你都要记下来，还要带回来研究■★◆，外交上的事情不是口头上一落实就完了★◆，要仔细琢磨文字上的内涵，可是我们没有熟悉的人■■◆★，怎么办呢？这些学英文的老★◆■，就跑到旧书店里面去，找到了一本旧的关于速记的书，就根据这本书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板门店谈判的时候，就是靠他们做速记，整理了一套简报和谈话记录★◆■◆■◆，给中央去研究。所以■◆★★◆■，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他们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出色地完成了谈判的翻译和速记任务■★，其中很多人获得了嘉奖。

　　周总理在文件的草稿上还亲自加上了北大和其他很多综合性院校里面的外语系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是非常关注的，在文件当中还决定成立外交学院，作为外交部输送人才的另一个渠道。

　　最初的十年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向苏联学习。虽然在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先生本身也身体力行，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鲁迅译文集》是这方面的显证■★■◆。但是总体上看，外国文学的翻译遴选相对狭窄，主要是围绕着苏联及俄罗斯和东欧少数一些国家反帝反殖民的文学展开。从研究的角度看■◆◆，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成果，基本上是前沿后续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生动■★◆。

　　机构的第二类★★，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公开出版科技译著的出版社★◆■★■。旧中国，我写中国科学翻译史那本书的时候，调查了一下，旧中国37年，出版科技译著的出版社，比较好的也就五个：商务、中华、三联、生活，还有一个军队的出版社，他们出版的科技译书多一些，每家的出版也是很有限的。

　　的时候★■■，我刚进外交部不久★■★★，我们到了广东的一个农场劳动■■◆◆，我们未来的会长李肇星也在那儿，我们在那边劳动强度很大，那时候都没有心思去学外文了，而且好象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需要，所以我们就成天在那里混◆◆★★■◆。后来69年的时候★★◆◆◆，周总理特别派了外交部的干部到我们这里★◆■◆★，一个一个团宣讲周总理的指示★★◆■◆◆，说每天必须保证两小时学外文，劳动时间可以减少，学外文的时间要保证。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后来不久◆◆◆◆■★，因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他的讲话被说成“大毒草”，所以我们后来也没有真正执行两小时的外文学习。

　　六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建设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下面我们请教育部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许钧教授作主题演讲，发言题目为：探索、建设与发展——新中国翻译研究六十年★★■。

　　外交翻译六十年来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但是总的来说■◆★■★◆，是在的亲自关心下成长的。现在我们的部长，年轻的时候也当过翻译，他对翻译的甘苦是有亲切体会的，2007年他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翻译主要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个桥梁好不好，直接影响沟通◆◆★★，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完整、全面、深刻、生动地对外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立场。”

　　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中华民族重要的时刻，翻译总是作为一种先声、一种引导，对中国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历史上，三次翻译高潮都出现在中国最为鼎盛或者中国转型时期◆■，例如说唐代的佛经翻译◆◆■■◆◆，五四前后外国名著的翻译和1978年以后中国在各个领域所展开的翻译工作★■◆★◆，像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文学各个方面。应该看到■★，正是这一点◆◆★◆，催生了中国具有当代意义的翻译研究的成长。

　　我很高兴◆■★，这三十年，我们出版的科技翻译论著，我不完全统计◆■★◆，不包括我所谓的这些社会科技或者业务科技领域的◆◆，仅仅是科技翻译领域的理论著作，有二百多份，出现的有影响的、有学术代表性的科技翻译论著有几十种。我还要高兴地说，我们的黄忠廉教授、李亚舒教授★★，他们已经出版了科学翻译学，这是什么概念呢？他们为建立我国科技翻译理论带了一个好头。

　　周总理对翻译的要求是◆◆■“完整准确，通顺易懂★★”◆■。但他也不主张一字一句死译◆★◆，他主张吃透讲话的精神才能译好。前辈翻译家给我讲的一件事，对我印象深刻：1952年◆★，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使节看电影，周总理亲自点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关照翻译◆■★■◆◆，不要直译，应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当时外交部的翻译遵照总理指示翻了■■◆★◆，效果很好■★。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世界上几乎是家喻户晓，译成★◆◆■■“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不用过多的解释，外国观众就能大致了解剧情★★★★。这件事使我认识到，翻译不是“传声筒◆★”■★◆■★◆，是交流的桥梁，“对号入座”有时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还要注意用外国人懂得的语言。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文学翻译理论界是非常活跃的■★◆★■◆，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翻译理论家，而且提出了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也有人说◆★，这是传统翻译理论，我也很同意杨平老师的说法◆■■★◆，六十年代以前提出的神似到化境的这个理论只能作为参考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才是当代的翻译理论◆★★■。但是神似到化境，我认为基本上是不适合科技翻译的★◆★，但是科技翻译理论落后。

　　第四部分，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显然是绝对的，相对性取得了相对的绝对性。因此在许多人眼里，相对的◆◆★★、客观的真理被消解◆■，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实际效果是什么◆★，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

　　外交部的翻译不仅担任的口译，还参加了八大文件及其他重要文件的翻译■◆■◆■。1960年10月29日《毛选》定稿组成立，裘克安等参加■◆◆★◆★，每天去半天★■◆■■★，进行《毛选》的定稿，从此开创了外交部翻译参加重要文件翻译的传统◆★◆★。从此以后★◆◆★■■，所有党的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我们人大开会时的重要文件，都是外交部的跟其他兄弟单位一起参与翻译的。所以◆◆■，外交工作的展开对翻译的需求也增加了。1964年正式成立了翻译处，下面有英、法、俄、西★■◆◆★■、阿五个语种。

　　下面谈谈改革开放后，我从三个方面来谈■★■，科技翻译理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第一■◆，我刚才讲了，中国译协以及下面的有关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科技译协、上海科技译协以及他们的杂志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还有科技术语研究，一是给科技翻译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交流的场合◆★◆★◆★，除了中国翻译、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以外，还有二十几种外语核心刊物。我讲讲交流，这么多协会成立以来◆◆，组织的跟科技翻译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我少说参加一百次，每次少说交流四十篇。

　　赖斯当国务卿的时候■★◆■■，她提出一个新的概念■★，部里要求我们拿出一个准确的翻译来，因为英文有一个准确的翻译，才知道美国的政策到底有没有调整，朝哪个方向调整，她这是什么意思？结果大家争论了好长时间，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必须看她很多的讲话，她到底想要干什么★★★。她说◆■■■，要加强对有些国家的民间交流，要加强各个语种等等，使馆的人员不能老是呆在首都，要跑到其他地方去◆■★，等于跟他们的软实力有点关系，他们的政策上★◆，从机制等各个方面有一种改革。后来想了半天，就说还是◆■★■■◆“变革性的外交”◆■■◆◆★，你说它完成变了，有改造人家的意思■◆■◆■，它自己的机制也有一点变化◆◆■★，这对翻译也是一个挑战。

　　第三部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外国文学以空前的规模被大量引入我国文坛。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做两个课题，一个是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一个是外国文学翻译六十年。主要是对外国文学的翻译的篇目进行一次系统梳理。到目前为止已经梳理出数十万本■■，这不仅极大撞击了中国文学，而且在突破瓶颈、解放思想方面起到先导和引领作用■★◆■■，从而为我国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支持★■。没有外国文学作品井喷式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文学首先不可能迅速告别◆■★★★◆“伤痕文学”，衍生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事实上，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是极其缓慢的、渐进的，本身远不足以催生类似的东西★★■◆。但当时我国的文学翻译研究和吸收的速率又远远高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这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文学并使之快速融入世界文学◆★◆。在这里，电影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而我国翻译界■◆★■■◆、我国学人对西方现代派的界定有深刻的片面性和片面的深刻性，不可谓不深刻。

　　3. 翻译研究要关注文明的对话和交流。翻译研究应该关注如何以尊重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异质文化与文明，如何在异质文明中进行平等的双向交流，并促进异质文明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为使命。翻译作为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是一项有多种因素参与的复杂活动，我们的研究应该克服就翻译论翻译的狭隘的、技术性倾向，而把翻译置放在一个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与研究，以把握翻译的内涵与本质，并从“翻译的跨文化交流”这一本质出发去讨论翻译的标准◆◆、原则，去制定翻译的策略★■、方法与手段。由于翻译是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承担着精神交流的中介作用，译者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作为桥梁★★■，翻译的首要职能是沟通。因此，面对作者和读者，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应采取怎样的态度，应采取怎样的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位代表，们◆■★◆■，今天上午短短两个小时的论坛，几位发言人的精彩演讲，带领我们回溯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我国翻译事业的辉煌发展历程及其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贡献，也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翻译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四位发言人的精彩演讲。

　　改革开放以后，从2005年开始，我们很高兴，本科■■◆★★、硕士、博士翻译专业已经纳入了正规的教育体系，我相信，我们合格的科技翻译人才后继有人，新中国的科技翻译人才到底有多少呢■★◆■◆？十几年以前有资料介绍★◆，有3★◆◆.5万人，有5万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正式聘任的有3万多人。我觉得★◆◆★，如果要研究新中国的科技翻译史，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优秀的科技翻译家★★◆★，科技翻译家有两个条件：一是长期专业从事或者终身从事科技翻译事业◆★■★◆；二是获得译审编审以上的老科学家■★★。我们很高兴，将近十年来，中国译协表彰了上千名资深翻译家◆◆★◆，我认为★■■★■，这些资深翻译家就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翻译家★◆，其中也包括很大一部分优秀科技翻译家。但是，我要多讲一句，如果我们研究新中国科技翻译人才的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关心一下长期默默无闻，甚至于终身在科技情报所，在科技翻译产业■◆■◆，在大企业、大工程翻译部门工作的七十岁以上的那些科技翻译者，我认为他们完全称得上是我们国家的优秀科技翻译家。

　　首先谈一下培养目标。我看到一些文章◆◆，谈翻译本科培养目标是高级通用型或者综合型的翻译人才，我觉得要求太高了。其他学科的学士是初级人才，他们出来只能当助教，怎么能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呢？复合型，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好象他是不管哪个学科都能译，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妥当。我认为■■■◆◆★，本科的学生应该学习什么知识呢？他又要学习中国和外国的语言和文化，又要学习某一个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学习翻译的基础理论和实践■■★◆，一般的学科任务很重★■。

　　最后，我谈一下科技翻译人才的培养■◆。我这里有一些观点，可能我是外行，我从事科技翻译教育的年代是很少的，我不是学外语的，不是学翻译的，完完全全靠业余时间来做一些工作◆◆，所以我在在座的翻译界的专家和学者面前谈这个问题，特别是科技翻译教育非常关键■■★◆。

　　2007年■◆，中国的翻译教育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第一批15所院校。今年又有了25所院校，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一批院校开办翻译硕士班。加上已有的学术型的翻译研究队伍，也就是我们的博士点★◆，以及博士后研究。据我所知，目前的博士后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博士后研究当中，有近40%的博士后人员研究的是翻译问题★■★，这些都加起来，也就是说在中国◆■，从有关的行业部门的考试■■★◆■■，有关的部委的翻译培训班，到各个学校的本科教育、博士，也就是学术型和专业型的教育，到博士生，也就是翻译学的博士点、博士后，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翻译人才培养的体系。所有这一切★◆★◆★◆，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中国的翻译研究是与社会的发展对于人才的呼唤相伴随的，对翻译的特殊认识和不断深化的认识也使翻译的研究得到了深化。

　　以25分钟来回顾翻译研究和中国翻译学科所走的路，我觉得实在是太少了★■★◆■★。但是，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我们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同时也孕育着我们目前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一是中国的翻译教育难以满足社会日益发展的多元需要。二是中国的翻译研究和人才培养■★★■，缺少一些具有战略眼光◆■◆■◆、业务精◆★◆★■■、思想过硬而且水平高、知识宽的高水平的翻译人才。而我们的研究、教育当中，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有一些缺乏。回顾我们的历史，看到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再关注翻译在新的历史阶段所承担的使命和我们关注的问题★◆■★■◆，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翻译研究领域将越来越广阔，中国的翻译学科的发展前景将越来越美好。谢谢各位。

　　1. 翻译研究要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交流史■★★。要了解翻译在人类文化交流中的贡献，必须关注翻译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翻译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功能；从翻译活动对文化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着眼，理解翻译的意义◆◆■■★◆、作用与定位，而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标准◆★◆、翻译技巧等的讨论。关注历史的发展进程，意味着既要关注翻译活动本身的历史，也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文化史★◆■★■■、社会史、科技史◆■、学术史等等。另外◆◆■，我们要坚持翻译的历史发展观，翻译是一项不断发展的实践活动，其范围、形式和内容在不断扩展★★，进入21世纪以来，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复杂、多样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的内涵在不断扩大，因此，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也要不断加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数量上看，根据对国内15种外语类核心期刊①的分类统计，1979至2008年的30年间，仅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的翻译研究论文就达9000多篇■★◆◆。1979至2008年间国内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和教材约1600多种。

　　谢谢黎先生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使我们领略了科技翻译工作六十年来的成就和在促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发展方向■★◆◆，从科技翻译的机构、人才■★、成果、产业★★★、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很好的讲解◆◆■■★。非常感谢黎先生的演讲。

　　非常感谢施燕华大使的精彩发言◆■，她的演讲浓缩了60年来我国外交外事翻译工作成长和发展的历程■★★★，让我们概要了解了新中国外交外事翻译工作的发展、成长◆■★■◆，以及外事翻译的一些技巧；通过许多生动的事例◆■★◆◆★，使我们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对翻译工作的关怀■★★■、支持和重视，也使我们更加感受到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者任重道远。谢谢施大使。

　　周总理十分重视外交干部的培养，他对外交干部的外语能力特别重视。1953年的时候，外交部对全国大学以及外语院校的学生情况做了一番调查研究，草拟了关于外交干部的培养计划。就在那一年◆◆，他批准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要直属外交部领导，那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上学，我们那时候是由外交部领导的，我们毕业的主要去向就是外交部，外国语学院后来成为外交部干部的主要来源。

　　第二部分，1960年，虽然和苏联的问题早就存在，但是从1960年开始公开交恶，此后苏联文学被定义为极左思潮开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界蔓延，也正是在1960年，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在批判西欧主义的同时，普遍给西方文学戴上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的帽子。五十年代中期，由中宣部领导出版的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从1960年到1977年■★◆，外国文学翻译和介绍基本上进入了休克状态■★★■◆。但是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的形式，有手抄本、口传等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

　　公开出版的，我对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进行了统计分析◆■★，每一种出版的优秀科技翻译论文不会少于一千份。我所谓的优秀，就是指学术性比较强的◆■★，而不是指上海科技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均发表一千份。再加上中国翻译和二十几种外文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三千份。

　　分成两个阶段，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我作为一个科技翻译工作者，翻译史研究者，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前30年是优厚得很多。我举一个例子，如果大家翻开中国翻译词典，后面有一个附录，1994年以前，我们国家公开发表的翻译理论文章，大概有500篇，其中属于科学翻译理论的论文不到一百篇■◆★■。这些科学翻译理论的内容相当狭窄◆■◆，百分之六七十是讨论科技术语与名词的翻译方法■■，少量的讨论科技翻译的方法和技巧，前30年真正深入到讨论科技翻译理论的几乎没有★■★★。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文学翻译理论界非常活跃，成果很大。81年、82年★◆，有两位学者已经总结出来了。刘靖之先生总结出来，到六十年代，他认为★★◆■，我们国家翻译理论已经提出的发展方向是从神似到化境。罗新璋异曲同工，他提出来，六十年代已经发展了传统翻译理论体系，他的体系也是神似和化境。

　　现在外交翻译的选拔已经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制度◆■★■，每年我们都招进一批优秀的大学生◆■◆◆■，他们充实了外交翻译队伍，一代又一代外交翻译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谢谢大家★★★！

　　当然■★◆，到了今天，什么是经典，这也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也许用简单的方式◆★★■◆，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其二是方法的魅力和审美的高度◆★，终究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和消除。当然这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今天我们在这里回顾和反思我们的翻译和研究，便是为了寻求一种相对复杂的认知和共识，而不是跟着资本主义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盲目地前进。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和喜欢的耐久性。市场经济尚且需要两只手，文化产品的引进不能没有宏观调控，而译协以及我们外国文学的一些出版的重镇理应成为我国翻译行业的一只看得见的手。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我认为有四类科技翻译人员，第一类是解放前，包括解放初期到六十年代◆◆★■，从西方和从苏联留学的归国人员，他们主要是从事科研工作和高等教育工作，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翻译了很多科技著作■■。他们翻译的科技著作不算很多★■■■，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所以他们翻译介绍的科技著作◆■■◆，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且他们有学科深厚的知识基础，再加上外语特别好，所以他们的翻译质量也是特别好的。第二类人员是解放前在上海、北平的外国人办的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有一门学科知识，他们的外语也是很好的◆◆■◆。第三类人员是我们新中国理工科大学自己培养的毕业生★◆◆★■，由于工作的需要，或者由于个人的兴趣，改行从事翻译科技著作。第四类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外语高等院校培养的外语人才■■◆■★■，但是我可能要得罪人，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我是从事科技翻译的，我觉得，外语翻译出身的，或者外国文学■★，或者比较文学出身的毕业生◆■★◆★◆，他们从事科技著作翻译不如前三种人，非常遗憾◆★◆■，我得罪人了。

　　比如说翻《思想》的时候◆■■◆★★，翻译界有各种翻法，一个叫◆■“的思想◆■◆”，一个叫做“思想”◆★■■■，这里面有什么区别呢？的思想，等于是他一个人的思想，思想等于是集体的智慧◆■★◆★◆，所以就把“的”去掉，这样定下来以后，全都是这么翻的了。这有一个政治上考虑的问题，都是周总理亲自把关的。